手段更先进群众享便利

● “用上‘智慧E通’APP后，信息采集效率更高、内容更集中。 ”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徽昌苑小区信息员祖花群

● “高科技手段运用于社区，能让居民生活更安全、更方便。 ”

——丁香社区“智慧平安社区”项目负责人赵国伟

打开手机里的“智慧E通”APP，将住户信息录入，完成一次户况更新，用时不到5分钟。祖花群是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徽昌苑小区信息员。以往，她采集户况要带上纸笔，边听边记录。统计不同的信息，还要分别登门询问，经常打扰居民。 “用上‘智慧E通’APP后，信息采集效率更高、内容更集中。居民也可以更新自己的信息，经后台确认即可通过。 ”祖花群告诉记者。自2017年起，滨湖世纪社区打造了社区治理创新一体化智慧平台，党建工作、安全生产、社会事务等业务均可通过平台办理。该平台运行2年来，录入字段信息数据达70万条。

“忘带门禁卡了，还好刷脸就能进！ ”12月11日下午，家住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丁香家园二期的刘阿姨高兴地说。今年2月，合肥市首个“智慧平安社区”工程项目在丁香社区正式运营。该工程利用三维实景地图，集门禁、人脸、车禁、WiFi嗅探以及视频监控等功能为一体，采集小区的人、车、物数据，实现对社区的靶向式管理。

该社区还为高龄、孤寡、计生特服等100多位特殊老人配备“智能防摔定位宝”，一旦老人摔倒或发生其他意外，其子女手机和社区物联网系统将接到报警信号和老人实时定位并紧急处理。 “高科技手段运用于社区，能让居民生活更安全、更方便。 ”丁香社区“智慧平安社区”项目负责人赵国伟告诉记者。

系统未普及应用待优化

● “我们在公众号上发布的社区工作信息，少有人回应。 ”

——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朱明

● “基础设施建设碎片化、重复化，不利于‘互联网+’模式的真正应用。 ”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李鹏飞

近两年，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南社区也在尝试运用“互联网+”手段推进社区治理，除了上级部门开发的便民服务智慧系统，社区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引导居民线上参与社区治理。前不久，有居民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反映其邻居王某在房顶养了百余只鸽子，影响到附近住户生活。 “我们上门与王某沟通，劝说他减少鸽子数量，做好卫生、降噪措施。 ”居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朱明说，公众号畅通了居民与社区的互动渠道，提升了社区治理质效。

不过，当前居民线上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还有待提升。 “与个人相关的事务，居民反映得比较积极。我们在公众号上发布的社区工作信息，就少有人回应。 ”朱明分析，线上参与度低，与居民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有很大关系，“年轻人工作忙，对社区事务关注较少；老年人又不善于使用互联网，影响了使用效果。 ”

记者了解到，当前智慧社区试点多是由街道、社区等基层单位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乏统一规划。据了解，目前合肥市街道层面使用的上级垂管系统超过60个，社区层面约20个，各系统之间尚未完全打通，再加上程序繁琐、应用群体受限、功能不足等原因，影响试点作用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碎片化、重复化，不利于‘互联网+’模式的真正应用。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李鹏飞表示。

成本也是不少基层单位考虑的问题。“搭建一个完整、实用的智慧化综合应用系统，均价在100万元左右。 ”赵国伟介绍，高昂的价格让一些社区踌躇再三：投入过低，起不到应有效果；投入过高，社区无法承担。

建设有规划机制需完善

● “要建立‘互联网+社会治理’线上线下连接机制，宜线上则线上，宜线下则线下。 ”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智慧建设部部长卫波

● “引导企业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多元投入，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多元合作、多方参与的智慧社区生态圈，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 ”

——《合肥市智慧社区建设规划(2019-2021年)》

针对“互联网+”渠道使用率低下、居民参与度不高的问题，滨湖世纪社区在探索中给出了解决方案。社区智慧建设部部长卫波介绍，社区整合了居民区网格信息员、街面城市综管队员2支队伍，建立值班长24小时值班制，由智慧中心“社区智慧大脑”对动态数据分析判断并统筹调度，形成了社区信息及时发布、居民诉求及时搜集、舆情事件快速处理和数据分析导向工作的机制。“要建立‘互联网+社会治理’线上线下连接机制，宜线上则线上，宜线下则线下。 ”卫波认为，线上线下两者自由切换、协同使用，才能最大化发挥智慧社区作用。

“制定具有宏观指导价值的推进方案，并且整合相关部门力量，协同推进‘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探索。 ”李鹏飞建议，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应加强顶层设计，避免部门化、碎片化、低效率建设。

近日，《合肥市智慧社区建设规划(2019-2021年)》出台，提出到2021年底，智慧社区全面覆盖主城区及各县(市)城区，社区数据资源实现跨层级、跨领域、跨部门共享利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建成，初步建成2-3个虚实深度融合的数字孪生社区。 “我们将建立数据资源采集、管理、共享、利用机制，推动各级政务数据资源分级分类管理、按需共享、按权限开放，为基层开展智慧社区应用提供数据资源保障。 ”合肥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规划》还提出，要引导企业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多元投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组织以及企业之间开展合作，形成多元合作、多方参与的智慧社区生态圈，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 “可由县级以上政府牵头，与互联网企业协同开发社会治理系统，根据治理需要实时改进升级系统，降低系统使用成本。 ”李鹏飞建议。(记者 范孝东、殷骁)

·得失谈·

打通数据壁垒激活治理活力

近年来，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之中。 “智慧政府”“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全网通办”……一系列借助互联网技术的政务服务创新，切实给群众带来了实惠和便利，也让社会治理更加有力有效。但是，一些地方在推进“互联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数据重复采集、平台重复建设，却无法实现互通互用。以至于“数据烟囱”“信息孤岛”等现象仍然存在，增加了投入成本，也影响了群众的使用体验。

大数据思维的核心就是共享，可为何在数据之间还会横亘一道道高耸的围墙？首先是不愿共享，少数部门出于本位主义思想，把数据当做“部门私有”的权力资源，认为共享数据就意味着权力的流失或旁落。其次是不敢共享，数据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一些部门片面认为“保密”比“公开”更重要，“封闭”比“共享”更安全，担心共享会带来负面影响或不利后果。最后是不能共享，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各部门前期采集的数据往往格式不统一、标准不一致，处理技术、应用平台各异，数据库接口也不互通，导致信息管理平台难以整合，资源共享困难。

没有联通的信息，就没有联动的服务。目前，许多地方都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让群众办事更加便利、快捷。而简化程序的关键环节是实现数据的共享共用，真正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由此可见，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让公共信息在部门间流动起来，变得尤为迫切。

打破信息壁垒，要加强顶层设计，消除部门利益藩篱。要统一数据采集标准，建立起大数据中心和数据共享平台，逐层打通信息壁垒，推进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决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和“自我保护主义”，把本部门的数据应交尽交、充分共享，让数据成为服务群众的重要助力。要提高网络安全保护技术，加强信息安全立法，提升侵犯数据安全的打击力度，确保信息数据安全。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治理手段与时俱进，期待有关部门能够乘着大数据时代的“风口”，主动拆除壁垒，实现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激活社会治理活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浩)

·面对面·

当前，“互联网+社会治理”能发挥什么作用？实践中还存在哪些堵点？记者就此采访省人大代表和有关专家

开发建设重实用推广应用需便民

对话人：省人大代表、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党工委

委员、家家景园社区党委书记 朱红英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平

记者：基层社会治理中，“互联网+”能在哪些方面推广应用？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朱红英：近年来，五里墩街道在养老、平安建设方面推行“互联网+”模式，取得了不错成效。一是探索“互联网+医养护”、“1+2+6”智慧养老新模式，打造集信息综合、智能服务、反馈评估为一体的智慧养老综合信息平台。 2019年11月，街道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民政部和国家卫健委三部委联合命名的“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街道”。二是在各住宅小区全面推行平安小区建设，该系统包含人脸识别系统、车辆识别系统、电子巡更系统，目前已在辖区16个小区安装成功。

王平：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互联网+”能够发挥“多”“省”“准”的作用。 “多”，指“互联网+”能够让基层群众享受更多优质公共服务，在“互联网+”平台上，原来不太便捷的公共服务，现在触手可碰。 “省”，指“互联网+”能够为基层群众节约时间和精力成本，即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准”，指“互联网+”能够更精准反映基层群众诉求。 “互联网+”实现了治理结构扁平化，基层群众可以直接通过@Ta的方式，把个人诉求表达出去，不会出现过去表达渠道过长而造成的信息失真。

记者：当前，“互联网+社会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融入不深入、应用欠广泛等问题，原因何在？

朱红英：目前，在相关硬件建设上多是各部门各单位单打独斗，虽然都对实际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分散在各部门内，数据库、配套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彼此独立、相对封闭，阻碍了信息流通、共享和更新。其次，有些地方前期调研不足，仓促上马各类“互联网+”平台和系统，但由于在功能开发、程序使用上不能充分满足居民需求，实际使用中就会出现使用不便捷、应用不广泛现象。

王平：从主观上说，基层干部对推进“互联网+社会治理”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谋划思考也不够深入。少数干部甚至认为“互联网+社会治理”，就是建几个微信群、做几个公众号、发几篇网文。有些地方，开发投用了看似高大上的各种智慧平台或系统，但由于事前与群众沟通不到位、事中培训不到位、事后评估不到位，使得平台、系统存在不好用、不会用、不经济等弊端。客观来说，不少基层群众对新生事物不熟悉，对“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不适应，导致应用效率低、参与不高等问题。

记者：接下来应采取何种措施，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朱红英：一是建议利用安徽省政务服务网实现“一网办理、一网服务”，将现有各类服务系统或平台链接到该网内，实现信息整合和资源共享。二是打通信息壁垒，对于社区居民需要查询或调阅本人相关情况的，无论分属在哪个系统均可以通过本人申请，系统授权给相关部门或社区协助查询，便捷居民。三是对新建系统或者平台要进行评估，确认有无建立的必要性，从源头限定互联网系统或平台的设立。四是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保护居民个人各类信息安全。

王平：首先，基层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要把“互联网+社会治理”作为一项重要业务来学习钻研，搞清楚“互联网+社会治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用。其次，要认真做好调研，开发建设过程中注重实效，对那些华而不实、操作繁琐的应用和功能要删繁就简。此外，要建立应用功能反馈机制，主动从基层群众中收集意见建议，不断优化“互联网+社会治理”终端承载体系。最后，要加大“互联网+社会治理”的宣传和培训力度，让更多基层群众了解掌握相关平台和软件的使用方法，从而解决“上面热、下面冷”问题，真正让基层群众参与其中。(记者 范孝东)

（原题）“互联网+”让社会治理插上“智慧”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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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芸